《龚书Bet365 - Online Sports Betting铎文集》出版学术座谈会在京召开

2025-05-07 05: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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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书铎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龚书铎文集》是其学术成就与人生思想的集中体现。文集编纂工程自2020年12月启动，历时五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历史学院教授郑师渠担任编委会主任，龚书铎家属协力收集、整理和编校。《龚书铎文集》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文集按照各篇文章内容、性质，汇为《中国近代社会与政治》《中国近代文化史论（上）》《中国近代文化史论（下）》《求是室序跋》《文史散论》《戏剧漫谈 师友杂忆》六卷，总计约210万字。该文集是对龚书铎学术人生的首次系统回顾与总结，全面展示了他的史学思想成就、理想信念情操、教书育人经验及个人兴趣和人格魅力。

　　郑师渠代表编委会介绍了《龚书铎文集》克服疫情等诸多挑战，始终不渝坚持以精品力作高标准开展编纂工作的具体历程，并对编纂过程中涉及的手稿释读、遗稿整理、文章选取、引文核对、年代事辑考证、体例规范、卷册样式等宏观和微观细节进行说明。文集还附录《龚书铎先生学术年谱》《龚书铎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存目》两种，以便读者和研究者更全面了解龚书铎的教学科研活动与学术人生轨迹。郑师渠尤其指出，龚书铎不是传统意义的书斋式学者，而是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批判精神。文集文本不仅可以为学界提供丰厚的学术研究资料，而且对于助力当代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立德树人的强化，科学研究中畸形量化学术风气的扭转，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都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

　　龚书铎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他不仅是我国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的重要开创者，而且对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和全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龚书铎1929年3月出生于福建泉州，先后就读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前三批博士生导师。1983年接替白寿彝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1989年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并担任第三、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国历史组副组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重要社会职务。龚书铎主持的历史学科教育改革1989年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龚书铎主编、总主编、名誉总主编的《清代理学史》、《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国文化通史》，荣获国家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第二、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奖项。

　　当时，遵照中央指示，北师大69、70两届学生(时北师大本科是五年制，即一二年级学生)延期毕业，留校继续搞运动，即所谓“抓五、六”。1972年这两届学生终于也毕业分配了。……我很幸运，毕业后与其他五位同学一起被留在了系里。这时我结婚了，学校没有分配宿舍，就暂住在西南楼四层东边南头的第二间屋子。很巧，南头第一间就是龚先生的临时居室。我们有缘成了邻居，彼此打招呼的机会多了，但也仅此而已。不久，我的工作被具体分配到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一天龚先生第一次到我们屋里来，手上拿着两本书，一本是范老的《中国近代史》，另一本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让我先看看，也没多说什么。那时学校还没有恢复招生，清查工作还在进行，教研室实际上并没有活动。但我理解，这毕竟是代表教研室正式收我了。“师傅领进门，修身在个人。”龚先生就是领自己进入中国近代学术园地的“师傅”。

　　实际上，直到1976年打倒“”，并恢复高考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高校才普遍逐渐地回到了教学与科研的正轨。龚先生先是任教研室主任，1983年复接替白寿彝先生，接连两届出任系主任。同时1979年开始带硕士生，1986年他和刘家和先生都被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授予了博士生导师资格，属于所谓的“前三批博导”。……当年要招生，只有两个名额，而教研室有三位青年教师，除了我之外，还有房德邻与史革新。大家都希望能有机会跟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按教育部规定，报考博士生的年龄不能超过40岁，我与房德邻的年龄都接近了，史革新比我小3岁。龚先生与方约翰先生商量，决定第一年先招我们两个，史革新缓一年。两位先生是考虑到了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我们年轻人的关爱。这一年，我与房德邻如愿以偿，通过考试成为龚先生的入门弟子和最早的两博士生。我是幸运的。房德邻与史革新他们二位都是先拥有了硕士学位，再攻博士；我则是越过硕士阶段，直接攻博。当时69、70届和我同时留校的有相当一批，唯独我有机会完成了博士学业（中文系后来也有一位拿到了博士学位，但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所以，我十分感谢龚、方两先生给了我这一难得的机会。在职取得博士学位，对我以后人生的道路与事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记得是那年三四月间的一天下午，四点来钟，我有事去了趟先生家。一进门就看见先生坐在客厅南边靠窗的藤椅上，身上披着件黑色的棉袄,正在埋头看我们的一大摞书稿。北京初春的天气还相当冷，却已停了暖气。先生住一楼，本来光线就差，加上那天是阴天，还不到开灯的时候屋里就更显昏暗阴冷。张老师说，先生这几天感冒了，还没好利落。看着瘦弱的先生病中还在抓紧帮我们看稿，当时我深受感动。此情此景：瞬间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今日忆起，犹在眼前。我想到了熟悉的格言老师似蜡烛，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后来我也常为研究生甚至毕业多年的学生看稿子，哪怕再忙，我也宁可将自己的事放一放，尽量抓紧时间看，生怕误了年轻人的事。这是先生言传身教的结果。

　　龚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为数不少，每个学生的学术观点不可能都与他一致。他很开明，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从来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这一点我有亲身感受。我的学位论文《国粹·国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出版后曾寄给北京大学的张寄谦教授，请她批评。她很快给我回信，除了充分肯定之外，其中说道：从龚先生的序文看，导师对你书中的观点似乎并不认同。她说得不错，龚先生在序中很委婉地表示，自己并不完全赞成作者对于章太炎、刘师培等国粹派的评价，以为有拔高之嫌。但在论文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从未感觉出先生与自己的观点有分歧，更不用说因此会感到压力了。这恰恰反映了他的学术民主，而在序中不隐瞒这一点，这又正符合他真诚的为人。这令我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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