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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14 02: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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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时延安表示,加强涉外刑事法治研究及其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目前,引渡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如何与刑事诉讼法、刑法、监狱法协调一致,是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应当坚持法秩序统一和人权保障,适时制定专门的涉外刑事程序法,充分尊重涉外案件差异性,对涉外刑事案件的一般程序、证据规则等方面予以专门规定。同时,积极探索和运用大数据技术,赋能执法司法合作,降低协作成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志军表示,涉外刑事执法是涉外刑事法治的重要抓手,理念上要坚持对外开放与打击违法犯罪的统一、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的统一、风险防控与权利保障的统一,实践中要重视不同法域公法的差异,积极探索创新,持续强化双边多边执法合作机制,从法律体系完善、强化科技赋能、人才队伍建设等多方面应对涉外执法面临的新挑战,助力新时代涉外刑事法治建设。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磊认为,涉外刑事执法是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理论与实务研究,理清执法合作和司法合作的关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潘星丞提出,由于中外法域差异而产生的法律认识错误,是切入涉外刑事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事实认识错误和法律认识错误背后的理论基础以及对于案件定性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特别是在法定犯中需要着重把握。针对涉外刑事管辖基础问题,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焦阳建议,从域外效力、域外适用角度,精细化研究和理解我国刑法第7条至第9条的定位,着重区分我国实体法上的管辖与程序法上的管辖、法律的域外适用与长臂管辖间的区别。域外管辖可以进一步分为立法管辖、执法管辖、司法管辖,刑法第6条至第9条的内容总体属于刑法对自身适用范围的规定,具有域外适用效力,属于立法管辖,创造中国法的域外适用是合法的。针对建立涉外刑事执法规范体系的目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史全增通过比较国内行政处罚法与刑法立法目的,认为行政法和刑法肩负不同任务,要贯彻落实好宪法序言以及其他涉外法律法规中关于促进对外交流、对外开放的规定精神,重视其他非处罚手段的运用。
针对当下开展执法、司法合作中遇到的问题及具体优化路径,与会人员结合不同地方、特定类型案件的执法合作经验进行了分享。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蒋人文介绍了广西多层次、高频度、宽领域执法机制的工作机制和建立过程,从广西地方公安司法机关与越南四省政府部门的定期座谈,到警务联络官设置,再到犯罪情报信息交流、联合巡逻检查、联合执法行动,在密切合作中增进执法互信,形成了执法合作的广西模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周岸岽认为,警务合作和刑事司法协助在内容上的交叉,以及警务合作从国家间到政府部门间再到地区间更宽的适用面,使得警务合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对刑事司法协助的有效补充。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张恺结合司法实践分析了检察机关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独特优势,认为检察机关参与其中既有利于破解信息黑箱,实时了解取证进度、程序争议等关键信息,同时又可以减少制度差异带来的摩擦,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
针对如何应对跨国犯罪智能化、网络化趋势给涉外执法带来的新挑战,与会人员提出各自观点。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规范与治理,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杰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蕴含风险同时又是人类迈向未来的科技前沿,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的本质是为技术发展树立规则,要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立场上,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风险的国际共治,确立人工智能发展的全球伦理和法律底线。在共治过程中,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维护国际利益。关于虚拟货币技术治理与法治应对,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帅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陈苏豪分别从前端通过国际合作加强跨境资金监管,增强对资金流向的追踪和监控能力,有效打击预防利用虚拟货币实施洗钱犯罪与后端如何对查扣虚拟货币通过国际合作进行处置实现其经济价值转化进行了分享。
针对跨境取证和电子数据调取问题,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安琪建议,坚守数据主权基本立场,在国际法框架下以平等互利原则协商解决管辖交叉问题。参照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对境外公开数据简化取证程序,对属人相关数据探索远程勘验等例外方式,对核心数据采用审慎程序;同时,借鉴“提供令”思路,结合个案需求快速调取数据,通过法律保留尊重被请求国数据出境审查规范,平衡效率与主权。构建境外证据转换使用规则体系,明确侦查机关固定证据来源、移交链条等基础性转换义务,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能;建立多层次审查机制,优先依据国际条约审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汪鹏从金砖国家间惩治跨国犯罪入手,提倡在传统研究欧美电子证据取证规则之外,立足区域安全,强化对金砖国家电子证据规则的国别研究,从而与国内电子证据法律制度相衔接,推动签署多边电子证据取证与认证公约,依托金砖平台发挥电子证据规则效能,服务涉外执法司法合作。
对于反腐败追逃追赃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张晓鸣认为,应当强化追逃追赃中的律师参与,发挥律师落实程序法治、保障人权的作用。一方面,开展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律师的身份会更为便利,建议我国实务部门可以考虑聘请律师,辅助相应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在具体涉外案件执法、司法过程中,也需要探索形成保障律师有效参与的机制,保证执法过程中外逃人员或跨国案件被告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盈科全球涉外刑事法律服务中心中国区主任郭志浩认为,应当进一步发挥好律师辩护人作用,协助加强外逃人员与国家机关进行沟通,帮助外逃人员正确理解国内政策法规,主动争取宽大处理。对于劝返追逃措施的适用,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吴璇认为,应当进一步强化法律规范和人权保障,规范劝返承诺的内容,加强对承诺效力的法律确认,从制度层面保障接受劝返者的稳定预期和获得宽大处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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